很難說清鄭澤堰到底是默默無聞還是聲名遐邇。
  在電腦上將衛星地圖的放大鍵一口氣拖到盡頭,才能勉強找到它的痕跡:四川綿陽境內一道淺淺的細線,沒有任何標註。
  這條岸邊長著蘆葦、水裡飄著菜葉和白色垃圾的人工渠道,當地的歷史古跡介紹中沒有它的任何信息。可關於堰渠的傳說,住在附近的老人隨便就能跟你“擺”出一段:清朝末年,為了籌款修堰,慈禧太后曾脫下了手上的金鐲子;民國時期,縣長鄭獻徵變賣家產,換成4萬銀元,讓堰渠得以延續。
  全長46公里的堰渠,曾被視為抗日民族精神的象徵。原本只能種旱田的土地,受惠於它,成為出產大米的抗日糧倉。
  2006年,當法籍華裔作家鄭碧賢去綿陽三台縣的鄉間尋找這條“細線”時,看到的卻跟傳奇沒什麼關係——堰渠旁崖壁上的紀念碑文,在“文革”中被鏟掉;石拱橋上刻著的修橋人姓名,已被茂密的竹林掩住;渡槽里生滿雜草,河道被鵝卵石和淤泥堵住,防洪閘老化,洪水一次又一次侵襲這裡。
  鄭碧賢打算重修鄭澤堰,讓它的故事延續下去。沉寂多年的老堰又變得熱鬧起來:老舍的兒子舒乙為它寫全國政協提案,它的命運甚至驚動了水利部部長。而續寫傳奇的這個作家,就是當年那位鄭縣長的小女兒。
  今天,居然有人用“忠良”形容當年那個被批鬥的對象
  很長一段時間里,對於鄭碧賢來說,這道以她父親命名的堰渠只是一個遙遠的傳說。
  她曾聽大哥說過,父親在三台縣修過一道堰。但她從未見過鄭澤堰,也沒有機會向父親打聽。10歲之後,她就沒再見過父親。
  1950年,因為曾是“國民黨官僚”,鄭獻徵被軍代表押走,以“拒絕改造”的罪名被判處7年有期徒刑。1969年,父親在成都去世時,鄭碧賢已經被下放到東北農村監督勞動,沒有見到最後一面。
  這麼多年來,父親的形象已經有些模糊,但鄭碧賢記得,家中的抽屜里曾有一張捲成紙筒的老照片,上面全是人。聽大嫂說,那是父親離任三台時,百姓前來送行時拍攝的。當時有人端著一碗水站在路邊,意思是說這位父母官“清如水”。但在解放後的政治運動中,照片被家人燒掉了。
  鄭縣長當年在三台到底做了什麼?因他得名的那道鄭澤堰,現在還在嗎?2006年,鄭碧賢從大嫂那裡得到了兩本父親的日記,可是其中唯獨缺少修堰時期的記錄。她決定自己到三台尋找答案。
  三台是座擁有千年曆史的小縣城,曾是川東節度使駐地。杜甫在三台住過兩年,專門寫詩稱頌這裡“花濃春寺靜,竹細野池幽”。但當1937年的秋天鄭獻徵來到這裡時,由於地處偏僻,加上多年軍閥割據,三台已經變得“盜匪猖獗,民不聊生”。
  這個有些破敗的地方,成為鄭獻徵仕途的起點。那時,他只有37歲。從北京大學法政學院畢業後,鄭獻徵一直抱著教育救國的理念,先後擔任過中學和大學校長。後來,學長何北衡把他調進四川省建設廳擔任主任秘書長。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,這個年輕人帶著建設大後方的任務,來到三台。
  鄭碧賢的家中還有幾張僅存的老照片,上面的鄭獻徵戴著圓框眼鏡,十分清瘦,看起來更像個書生,而不是掌管一縣的官員。但在兩年半的時間里,他建成了鄭澤堰、接收了內遷的東北大學、實行新生活運動,讓這座閉塞的西部縣城知道了抗戰,不少鄉親學會了說英語。下午,人們坐在街邊喝著茶,觀看學生足球賽。
  70年後,當鄭碧賢來到三台時,還能感受到父親留下的痕跡。聽說鄭縣長的女兒回來了,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拄著拐杖,趕來看看“忠良之後”。幾位老人拉著她的手,說起鄭縣長當年如何智鬥惡霸、穿著草鞋上堰渠工地。“鄭縣長,曉得,曉得,哪個像後頭有些龜兒子。”一位住在鄭澤堰邊的村民說。
  鄭碧賢感到特別意外,不知道該說點什麼。一直以來,她的父親被視為國民黨官僚、人民批鬥的對象。在看守所里,因為拒絕承認自己對人民有罪,鄭獻徵吞過一整瓶安眠藥、用碎玻璃割過血管。如今,居然有人用“忠良”這個詞形容父親,鄭碧賢握住那位老人的手,激動得直掉眼淚。
  鄭縣長留在三台最深的那道痕跡——鄭澤堰,也還在。如今,村民門口和地里流的水,就是當年堰渠建成後引來的。一位穿花棉襖的老奶奶站在自家的田地間大聲對外鄉人說:“代代人都要把這吃米的幸福記住,以前哪裡有這麼好過的日子,米是什麼樣子都不曉得。”
  三台縣水管所已經退休的老所長李永雙告訴鄭碧賢,他的父親當年參與修堰。接任水管所所長時,父親對他說:“你要像管理自己的家產一樣管理好這條堰,當年鄭縣長帶領我們修堰不容易。敵人的飛機在頭頂上飛,嗡嗡直叫,向我們扔了好多炸彈,涪江水被炸起衝天的水柱,我們沒有一個退縮,怕啥子?哪個怕他龜兒子!我們知道有了這條堰,才吃得上白米飯。”
  鄭碧賢本來只是想來看看父親修的堰,滿足一下自己的願望而已,她沒想到竟讓一段被遮蔽的歷史重見天日。
  要勸人民多種糧食,萬眾一心,自救救國
  全面抗戰爆發後,三台縣成為大後方的戰略要塞。省里的領導打算調整人員,派個可靠的人去那裡任職。
  僅從日記中看,鄭獻徵一點也不像個要走仕途的人。上任三台前,他最大的願望是增加體重、償還賬務、擁有一所簡單適用的宅子。一個月花了200塊錢出去應酬、“隨隨便便買了些糖果”這種小事,他也要在日記中反省幾筆。
  有一次,他負責招3000名工人,鄭家的人卻一個也不用,得罪了親戚。“我們怎麼了,我們比別人差嗎?”“我不能開這個先例。”他說。
  周圍親友並不贊同他赴任三台,因為鄭獻徵一直患有腸胃炎,去那麼偏僻的地方身體可能吃不消。他的回答是:“事關抗戰大業,我應該以身許國,努力抗戰救國工作,如果舊疾加重,只要不是不能思考,就一定努力到底,不計較成敗,只剩一兵一卒,也要奮鬥到底。”
  接到任命的第八天,鄭獻徵就動身上路了。對於三台的發展,這位年輕的官員已經有了初步規劃。“要勸人民多種糧食,萬眾一心,自救救國。”在日記中寫完這句話,他還用鋼筆在下麵畫了一道波浪線。
  可問題是,想多種糧食,水從哪裡來?
  那時的三台剛剛經歷了連續兩年大旱,農作物乾枯,小麥收穫僅兩成,百姓抬著“大佛寺里的老爺”在街上敲鑼打鼓求雨。有人逃荒到外鄉,剩下的只能高價向鄰縣購買黃谷,熬湯充饑。
  三台縣毗鄰嘉陵江的支流涪江,但沒有堰渠,水流不到田裡。近兩百年間,當地人多次嘗試修堰,最終大多以失敗告終。
  清朝乾隆年間,三台縣民陳所倫創修了一段堰渠,灌溉數年後便荒廢。50年後,他的六兒子陳文韜繼承父志,歷經10年,鑿石溝600丈,修成一段堰渠,但僅僅3年就因為“涪江西徙”廢棄。後來,三台的地方官多次向上級請求修複堰渠,但大多因為工程太艱難不了了之。
  1903年,三台“冬乾夏旱,連續成災”,一些地方鄉紳再次力主修堰。傳說當時慈禧太后見到奏摺,也動了惻隱之心,當場脫下手上的金鐲子說:“沒錢拿去賣了修堰吧!”這段堰渠因此又被稱作“金鐲堰”。
  當時七八千人參與施工,完成上游22公里的堰渠,但剩下的工程因為地勢複雜,加上農民負擔重無法償還皇款,沒有完成。下游的三個鄉常年無水,一到農忙,甚至會因為爭水發生血案。
  興修水利,是鄭獻徵在三台頒佈的施政綱領中的第一項內容。上任第二天,天一亮,他騎著馬,帶部下到鄉裡查看旱情。
  剛出縣府大門,一個中年男人攔住他的馬。
  這個46歲的男人叫霍新吾,三台本地人,曾擔任29軍測繪局局長。三台第一張精準的地圖,就是他負責繪製完成的。霍新吾並不是水利專家,但他一次次去都江堰考察,做筆記、畫圖,希望從中找到家鄉治水的辦法。
  憑著自己摸索,霍新吾繪製出一份三台水利工程的報告,可上交到縣政府,半年過去也沒回音。當時的縣長慢悠悠地抽著水煙,跟他倒了半天苦水,最後說了句:“要不,這個縣長你來當。”
  現在,三台來了新縣長,霍新吾帶上圖紙,打算再試一次。
  “老兄,你來得太及時了。”鄭獻徵聽他說完,大笑起來。當天晚上,他和霍新吾連夜給省里寫了份報告。
  如果這個堰修不成功,我就只有自殺,否則無顏見江東父老
  和鄭獻徵告別不到一個星期,老部下的急件就寄來了,四川省建設廳廳長、水利局局長何北衡以為出了什麼大事。
  在信中,鄭獻徵呼籲儘快興修水利,解決農民用水,並附上霍新吾的測繪圖和報告。何北衡看完,馬上召集水利專家,開會研究三台治水方案。他鼓勵在場的各位,三台也許是“我們第一個農村水利工程方案”。
 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,四川北部一個小小的水利工程獲得了空前的關註。張瀾、盧作孚等人出面提供幫助,四川省主席劉湘親自去重慶公關。留美博士曹瑞芝等人到三台勘探,時年27歲、剛從美國留學歸來的黃萬里任總工程師。他把家也搬到三台,在工地旁搭了間茅草房,住了3年。
  霍新吾家的宅子成了這些人的中轉站,光吃飯的鍋,一年就鏟破4口。70多年後,年過九旬的黃萬里夫人丁玉雋坐在北京家中的輪椅上,仍記得當年的情景。“霍新吾,記得,他們家的菜燒得好吃,門口那棵黃桷樹好大、好香,我總愛摘幾朵戴在身上,要香一天。”說起這些往事,她高興得午飯都多吃了幾口。
  不過,並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修堰。住在“金鐲堰”附近的村民擔心,下游修堰要從他們那裡引水,動了龍脈怎麼辦。另一些人議論,修堰的錢最後還不是要轉嫁到老百姓頭上,越修越窮。附近的百姓拿著鐵鍬、棍棒,守在老渠旁邊,不讓工人靠近。
  鄭獻徵親自出面召集各鄉代表,在三台縣的金存寺里召開協調會議。他說:“我用烏紗帽擔保,明年春耕前完工,不耽誤農時,修堰的費用老堰的人不用出一分錢。全中國人民是一家,修堰就是讓大家吃上白米飯,支援前線,打敗日本鬼子。”
  當著藏經樓里菩薩的面,他們殺雞、滴血盟誓,鄭獻徵和村民們一齊在菩薩面前下跪,然後在協議上簽字、按手印,最後飲盡杯中酒。
  1938年的第一天,鄭澤堰正式開工,近兩萬民工參與施工。沒有洋鏟,工人用竹篾編成簸箕,鏟起土就跑;沒有吊車,工人把一米多長的石條綁在竹竿上,在地上灑水減少摩擦力,拖著石條走。
  鄭獻徵和霍新吾也經常穿著草鞋在工地上跑來跑去。當地人很少見過這種“下鄉”,一位年過八旬的村民至今想起來,都忍不住笑出聲:“鄭縣長穿草鞋,哈哈哈……”
  為了縮短工期,晝夜不停工。晚上,每隔一丈遠就點著一盞煤氣燈照明,鄰縣的煤氣燈都被買來了。村民李心發記得,每到晚上給煤氣燈打氣時,村裡的孩子都跑過來看熱鬧。晚上6點,沿岸十數里燈火全部點燃,遠遠望去就像滿天的星星。“那景色美啊!”他張大嘴、仰著頭回憶說。
  想讓下游的人吃上水,必須劈山鑿洞,還要在兩山間架橋,才能讓涪江的水流到百姓的家門口和田地間。為此,黃萬里設計了一座50米高的橋,橋上的石渡槽里是流水,兩邊各留一米寬的通道供村民行走。工程竣工時,附近的村民要給它取名“萬里橋”。黃萬里的父親黃炎培聽說後堅決反對,認為年輕人承受不了這麼大的榮譽,後來這座橋以附近的村名命名為“高家橋”。
  高家橋的修建過程並不順利。由於溝底全是爛泥,無法打地基,施工總負責人霍新吾差點在這裡送命。當時,他不顧下屬勸阻,脫掉衣服,綁上繩子下坑底探查,結果半個身子一下陷了進去。被人拉上來後,已經全身發青。
  鄭澤堰開工後,霍新吾每天在工地上跑,已經“衣服掛爛,鞋底磨穿,鬍子巴茬”,假期兒子回家也都顧不上管。他曾立下重誓:“如果這個堰修不成功,我就只有自殺,否則無顏見江東父老。”如今,工程進度耽誤了,他躺在用門板搭的床上,急得吃不下東西。
  病中第8天,伙夫端來一碗玉米乾飯說:“霍總你好歹吃點,筷子我給你插在乾飯上了。”霍新吾盯著飯碗看了一會兒,突然穿鞋朝外面喊:“有了有了,快叫滑竿,去縣府!”
  插在飯碗中的筷子讓霍新吾獲得靈感,他想到可以用當地產的青杠樹打樁,木頭在水裡越泡越硬,幾十年都不會腐爛。果然,之後幾十年中,三台經歷了數次地震,高家橋都完好無損。
  可當2007年鄭碧賢再次回三台,在鄉間找到這座被黃萬里形容為“彩虹”的石橋時,它已經“差不多快荒廢了”。
  你給我們家老漢平反了,我們這一家人背黑鍋背了好多代哦
  歷時14個月,堰渠終於完工,向上連通“金鐲堰”,向下讓清朝末年沒有完成的工程得以延續。灌溉區的旱地改成了水田,糧食逐漸增產。由此,三台有了更多糧食和人力支援前線。這裡後來還成為“學生志願遠征軍”的發祥地。
  這項工程共耗銀50.6萬元,其中貸款資金47萬,剩下的部分,是鄭獻徵變賣老家房產湊齊的4萬銀元。鄭獻徵從沒跟子女講過這件事,他的日記里也沒有任何記錄,鄭碧賢還是從三台鄉親那裡才知曉。
  為感念鄭縣長,堰渠竣工時,當地村民代表給它取名“鄭澤堰”。
  鄭澤堰在設計之初,進水口就有兩道魚嘴,可以把涪江的水分流,既起到灌溉的作用,同時也能防洪。但由於資金問題,當時只在進水口修了一個簡單的防洪閘。1940年5月,鄭獻徵突然接到調令,要立即到成都報到。臨行前,他對霍新吾等人說,堰雖然修完了,但進水口沒有第一道防洪閘,涪江洪水暴發,兩岸的沖刷和渠道的淤積一定很嚴重,請向下一屆政府提出建議,有條件的情況下爭取資金,建成第一道防洪閘。
  可70年後,這道防洪閘還是沒有建成。
  1951年,金鐲堰與鄭澤堰兩堰合併,更名永和堰。次年春天,因為家中田地房舍多,霍新吾成為“三反五反”對象,被關進一座藏經樓樓梯後昏暗的隔間里,最後自殺。他結束生命的地方,就是當年為修堰,鄭獻徵和各鄉代表歃血盟誓的金存寺。
  2008年,鄭碧賢在三台的鄉下找到了霍新吾的兒子霍連科。老人已經年過九旬,牙都掉光了。見面那天,他穿了身黑色西裝,打了條深藍色花紋的領帶。鄭碧賢帶著自己編寫的介紹鄭澤堰歷史的小冊子送給霍連科,裡面有一篇文章專門講他的父親為了修建鄭澤堰,如何跳進高家橋的泥潭裡。
  霍連科扔掉拐杖,走上前抱住她,“碧賢啊,你給我們家老漢平反了,我們這一家人背黑鍋背了好多代哦!”說完便大哭起來。
  霍連科說,他有一次在成都的街頭遇到刑滿釋放的鄭縣長,但是因為害怕,不敢上前相認。至今在茶館里聊天提起往事,霍連科還會緊張地四處張望一下,然後壓低聲音。
  鄭碧賢向他打聽高家橋的設計者。“黃萬里嘛!”霍連科說。此時,黃萬里也已經去世7年了。
  黃萬里的兒子曾到三台看望霍連科,兩家人一起照了相。霍連科拿到照片後搖著頭說:“沒有碧賢不行。”他翻出第一次和鄭碧賢見面時的合影,找人把鄭碧賢摳下來,PS到照片上。這張照片他一直掛在床頭,直至去世。
  “還挺像。”鄭碧賢在書櫃里找出這張照片,盯著看了一會兒,笑了。三個曾因鄭澤堰聯繫在一起的家庭,現在只能以這種方式相聚。
  我老爹不是在日記里講了嗎,立志必為之事就一定要去做
  鄭獻徵的預言在70年後一一應驗了。
  2006年鄭碧賢走訪三台時,水管所老所長李永雙指著進水口告訴她,這些年,只要涪江一漲水,農民就遭災,尤其是1998年那場大洪水,十幾萬畝的土地幾乎全淹了。
  “當時我們向銀行貸款,向職工借錢來維修,退休金只能發一半,一到過年,我們就四處躲債,一下雨,全所員工全部出動扛著鐵鍬去修修補補,雨水一大又把它衝垮,難為我們這些水利人呀。”李永雙帶著濃重的三台口音說,他的眼睛有點濕。現場的氣氛變得有些尷尬,陪同鄭碧賢前來的領導背著手,站得遠遠的。
  趁著人少,李永雙從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,“我們有些事情向你反映”,他緊握住鄭碧賢的手。回到賓館,鄭碧賢發現信封里有3頁老式紅條紋的信紙,字很工整,寫的全是洪水帶來的災難。
  兩天前,李永雙聽說鄭縣長的女兒從法國回來了,要參觀鄭澤堰,他和幾位老農商量,要把“狀紙”遞上去。這讓鄭碧賢覺得有點沉重,她找到了日記中失落的部分,但又看到了鄭澤堰幾十年後遇到的新問題。
  第二次回四川,鄭碧賢直接去成都找四川省水利廳反映情況。領導姍姍來遲,喝了口茶,慢悠悠地對她說:“我們四川這樣的小河溝多啦,我們管得過來嗎?我們管大不管小,如果它是都江堰,要多少錢都行。”
  “它不是小河溝!它養育了20萬人,十幾萬畝土地,它有250年的歷史!進水口急需防洪閘!”鄭碧賢急了,拍著桌子大聲說。
  她決定自己想辦法修防洪閘。周圍的親戚朋友都反對,“這是政府的事,你管它乾什麼,和你有什麼關係?”“你父親是個國民黨,不找你麻煩就不錯,還搞什麼女承父業?”“你在國外待的時間太長,對國內情況根本不瞭解。”
  “我也反問自己,這個事情到底值不值得做,應不應該做,要不要去努力?”鄭碧賢說,“但我老爹不是在日記里講了嗎,立志必為之事就一定要去做。”
  2007年,鄭碧賢邀請朋友舒乙到三台縣實地勘查。之後,舒乙寫了份全國政協提案,呼籲保護鄭澤堰。可提案到達省里4個月也沒動靜,負責的領導告訴鄭碧賢,我們很重視,但是沒有錢。
  鄭碧賢又去找香港的張學良基金會。東北大學在三台辦學8年,在經濟條件並不樂觀的情況下,決定接收東北大學的,正是時任縣長鄭獻徵。
  聽完鄭碧賢的故事,基金會的工作人員表示感動。晚上,他請鄭碧賢吃了頓大餐,然後沒下文了。
  鄭碧賢又去沈陽,找東北大學支援。接待她的人說,自己不太瞭解那段歷史。
  兩年間,鄭碧賢找了“所有可以找的人”。後來,別人再沖她伸大拇指,說“你太棒了”這種客套話時,她直起雞皮疙瘩,“不要再說這種話了,這種話讓我傷心”。
  住在養老院里的霍連科得知了她的難處。“碧賢,我倒是想幫助你,可我沒得錢拿出來。他們,怎麼敢這樣對你哦?”他氣憤地說。
  一個偶然的機會,鄭碧賢得知,水利部部長陳雷也是東北大學的校友。她托人發了條短信,沒敢直接提資金的事,只是說要反映一些情況。2009年2月的一天晚上,正在北京的她接到通知,明天早上可以見部長,有20分鐘時間。
  第二天,在辦公室里聽完鄭碧賢的介紹,陳雷讓秘書把計財司和農田水利司的司長請來,一起聽聽,商量“錢從哪來”。鄭碧賢當時並沒抱太大期望,兩年多來,類似的場面她已經見過太多次。
  可她沒想到,從水利部回到住處,還沒來得及坐下,秘書的電話就打過來了:“部長批示下來了。”
  一個月後,四川省派了水利專家赴三台實地查看鄭澤堰的情況。其中一位專家有些吃驚地說:“這麼大呀,我原來以為是條小河溝呢。”
  他坐下,說了句“這是我爸爸盼了幾十年的啊”,眼淚就流了出來
  資金的問題終於解決了,當地領導對鄭碧賢表示感謝,“感覺這個事就可以畫句號了”。可古稀之年的她厚著臉皮“賴”在工地上3個月,穿著運動鞋天天踩鵝卵石走來走去。她擔心爭取來的資金用不到地方,工程質量會出現問題。
  “我其實什麼都不懂,但他們以為我父親是搞水利的,這個可能會繼承,所以我也懂。”鄭碧賢大笑起來,“其實我只是問問這個水泥什麼號,解決一下工程隊和政府之間的矛盾。”
  這個沒名分的“監工”,要處理的問題其實不少。農民圍了施工隊的吊車,她要管;有人想拿回扣,她要管;包工頭不專心施工,她也要管。
  好幾次,鄭碧賢覺得自己快撐不下去了。她只能不斷在腦子裡想象父親修堰時的畫面。
  2010年3月26日,防洪閘一期工程完工。那天,霍連科也來了。他又穿上那件黑色西服,打著藍色領帶,拄著拐杖的手一直在抖。附近的村民搬來一把椅子,他坐下,說了句“這是我爸爸盼了幾十年的啊”,眼淚就流了出來。霍連科的兒子站在他身後,輕輕拍著父親的肩膀。
  重修鄭澤堰的工程竣工後,進水口擁有了前後3道防洪閘。當年夏天,洪水來了。住在河堤邊的農民後來告訴鄭碧賢,突然就看見涪江上掀起幾丈高的黃浪,“好嚇人哦!跑都來不及,我們一大家子人,有牲口有地,咋個跑?幸好新修的閘門管了用,就差50公分洪水就漫過堤壩了。”
  2013年夏天,又一場洪水過後,鄭碧賢的手機都快被打爆了,“水都漫到家門口了,感謝你啊鄭大姐,不然我們哭都沒地方哭去!”
  他盡到一個縣長、一個中國人的責任,這樣一個人應該讓大家知道
  2012年,鄭碧賢根據父親的日記,父親工作單位的檔案資料,以及一百多位老人的訪談記錄,撰寫了《鄭澤堰——民國縣長鄭獻徵傳奇》的書稿。“塵封在他日記里的,是一個迥然不同的時代,一個可以追求理想、遵循道德的時代。”鄭碧賢說。她打撈出來的,不僅僅是父親的故事,還有霍新吾、黃萬里等一代人遙遠的背影。
  三聯書店的編輯羅少強收到稿件後,當天下午就在電子郵件里給領導回了4個字:“賠錢也出。”
  “現在有些官員,別說掏錢給大家做事,不把大家的東西化公為私就算好的了,工程質量問題也很普遍。但當時那些人,恨不得修個永遠造福人類的工程。在重要的歷史關頭,艱難的抗戰時期,他盡到一個縣長、一個中國人的責任。這樣一個人應該讓大家知道。”羅少強說。
  填寫選題申報表時,羅少強註意到,國家剛剛撥了一大筆錢要進行農田水利建設。“我希望這本書能讓一些人得到啟發,受到良心觸動,把這些工程修得好一點。”
  鄭澤堰旁邊的崖壁上,曾刻有稱頌鄭獻徵的碑文,但“文革”時期,被紅衛兵鏟平了。如今,鄭碧賢在高家橋對面,建造了十米高的鄭澤堰紀念碑,上面的碑文由媒體人盧躍剛撰寫。
  “我去三台一看,完全被嚇住了。”盧躍剛說,“鄭澤堰完全繼承了兩千多年前都江堰的治水思想和哲學。”他在碑文中這樣寫道:“李氏父子,陳氏父子,鄭氏父女,古今蜀中治水,血脈相承……治水者治國,修堰者修德。”
  鄭碧賢還打算為黃萬里、霍新吾以及當年修建鄭澤堰的民工塑像、立碑。但是,霍新吾並沒有留下一張照片,留在村民記憶中的他,只有“鼻子很大,人胖胖的”這麼一點痕跡。
  如今,外鄉來三台打工的老唐,也知道了鄭澤堰的故事。在高家橋旁邊的工地上,聽說記者想找當地的老人聊聊鄭澤堰,他小聲嘟囔了一句:“我也能講。”
  “這個橋叫高家橋,有70多年曆史了,下麵灌溉好幾個鄉鎮呢。”他指著不遠處整修過的高家橋說,“這就是鄭縣長,鄭大姐的父親修的嘛……叫鄭、鄭啥子來著?”
  他突然卡殼了,求助似地扭頭望向身邊的當地村民。  (原標題:鄭澤堰傳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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