服務

　　很難說清鄭澤堰到底是默默無聞還是聲名遐邇。
　　在電腦上將衛星地圖的放大鍵一口氣拖到盡頭，才能勉強找到它的痕跡：四川綿陽境內一道淺淺的細線，沒有任何標註。
　　這條岸邊長著蘆葦、水裡飄著菜葉和白色垃圾的人工渠道，當地的歷史古跡介紹中沒有它的任何信息。可關於堰渠的傳說，住在附近的老人隨便就能跟你“擺”出一段：清朝末年，為了籌款修堰，慈禧太后曾脫下了手上的金鐲子；民國時期，縣長鄭獻徵變賣家產，換成4萬銀元，讓堰渠得以延續。
　　全長46公里的堰渠，曾被視為抗日民族精神的象徵。原本只能種旱田的土地，受惠於它，成為出產大米的抗日糧倉。
　　2006年，當法籍華裔作家鄭碧賢去綿陽三台縣的鄉間尋找這條“細線”時，看到的卻跟傳奇沒什麼關係——堰渠旁崖壁上的紀念碑文，在“文革”中被鏟掉；石拱橋上刻著的修橋人姓名，已被茂密的竹林掩住；渡槽里生滿雜草，河道被鵝卵石和淤泥堵住，防洪閘老化，洪水一次又一次侵襲這裡。
　　鄭碧賢打算重修鄭澤堰，讓它的故事延續下去。沉寂多年的老堰又變得熱鬧起來：老舍的兒子舒乙為它寫全國政協提案，它的命運甚至驚動了水利部部長。而續寫傳奇的這個作家，就是當年那位鄭縣長的小女兒。
　　今天，居然有人用“忠良”形容當年那個被批鬥的對象
　　很長一段時間里，對於鄭碧賢來說，這道以她父親命名的堰渠只是一個遙遠的傳說。
　　她曾聽大哥說過，父親在三台縣修過一道堰。但她從未見過鄭澤堰，也沒有機會向父親打聽。10歲之後，她就沒再見過父親。
　　1950年，因為曾是“國民黨官僚”，鄭獻徵被軍代表押走，以“拒絕改造”的罪名被判處7年有期徒刑。1969年，父親在成都去世時，鄭碧賢已經被下放到東北農村監督勞動，沒有見到最後一面。
　　這麼多年來，父親的形象已經有些模糊，但鄭碧賢記得，家中的抽屜里曾有一張捲成紙筒的老照片，上面全是人。聽大嫂說，那是父親離任三台時，百姓前來送行時拍攝的。當時有人端著一碗水站在路邊，意思是說這位父母官“清如水”。但在解放後的政治運動中，照片被家人燒掉了。
　　鄭縣長當年在三台到底做了什麼？因他得名的那道鄭澤堰，現在還在嗎？2006年，鄭碧賢從大嫂那裡得到了兩本父親的日記，可是其中唯獨缺少修堰時期的記錄。她決定自己到三台尋找答案。
　　三台是座擁有千年曆史的小縣城，曾是川東節度使駐地。杜甫在三台住過兩年，專門寫詩稱頌這裡“花濃春寺靜，竹細野池幽”。但當1937年的秋天鄭獻徵來到這裡時，由於地處偏僻，加上多年軍閥割據，三台已經變得“盜匪猖獗，民不聊生”。
　　這個有些破敗的地方，成為鄭獻徵仕途的起點。那時，他只有37歲。從北京大學法政學院畢業後，鄭獻徵一直抱著教育救國的理念，先後擔任過中學和大學校長。後來，學長何北衡把他調進四川省建設廳擔任主任秘書長。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，這個年輕人帶著建設大後方的任務，來到三台。
　　鄭碧賢的家中還有幾張僅存的老照片，上面的鄭獻徵戴著圓框眼鏡，十分清瘦，看起來更像個書生，而不是掌管一縣的官員。但在兩年半的時間里，他建成了鄭澤堰、接收了內遷的東北大學、實行新生活運動，讓這座閉塞的西部縣城知道了抗戰，不少鄉親學會了說英語。下午，人們坐在街邊喝著茶，觀看學生足球賽。
　　70年後，當鄭碧賢來到三台時，還能感受到父親留下的痕跡。聽說鄭縣長的女兒回來了，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拄著拐杖，趕來看看“忠良之後”。幾位老人拉著她的手，說起鄭縣長當年如何智鬥惡霸、穿著草鞋上堰渠工地。“鄭縣長，曉得，曉得，哪個像後頭有些龜兒子。”一位住在鄭澤堰邊的村民說。
　　鄭碧賢感到特別意外，不知道該說點什麼。一直以來，她的父親被視為國民黨官僚、人民批鬥的對象。在看守所里，因為拒絕承認自己對人民有罪，鄭獻徵吞過一整瓶安眠藥、用碎玻璃割過血管。如今，居然有人用“忠良”這個詞形容父親，鄭碧賢握住那位老人的手，激動得直掉眼淚。
　　鄭縣長留在三台最深的那道痕跡——鄭澤堰，也還在。如今，村民門口和地里流的水，就是當年堰渠建成後引來的。一位穿花棉襖的老奶奶站在自家的田地間大聲對外鄉人說：“代代人都要把這吃米的幸福記住，以前哪裡有這麼好過的日子，米是什麼樣子都不曉得。”
　　三台縣水管所已經退休的老所長李永雙告訴鄭碧賢，他的父親當年參與修堰。接任水管所所長時，父親對他說：“你要像管理自己的家產一樣管理好這條堰，當年鄭縣長帶領我們修堰不容易。敵人的飛機在頭頂上飛，嗡嗡直叫，向我們扔了好多炸彈，涪江水被炸起衝天的水柱，我們沒有一個退縮，怕啥子？哪個怕他龜兒子！我們知道有了這條堰，才吃得上白米飯。”
　　鄭碧賢本來只是想來看看父親修的堰，滿足一下自己的願望而已，她沒想到竟讓一段被遮蔽的歷史重見天日。
　　要勸人民多種糧食，萬眾一心，自救救國
　　全面抗戰爆發後，三台縣成為大後方的戰略要塞。省里的領導打算調整人員，派個可靠的人去那裡任職。
　　僅從日記中看，鄭獻徵一點也不像個要走仕途的人。上任三台前，他最大的願望是增加體重、償還賬務、擁有一所簡單適用的宅子。一個月花了200塊錢出去應酬、“隨隨便便買了些糖果”這種小事，他也要在日記中反省幾筆。
　　有一次，他負責招3000名工人，鄭家的人卻一個也不用，得罪了親戚。“我們怎麼了，我們比別人差嗎？”“我不能開這個先例。”他說。
　　周圍親友並不贊同他赴任三台，因為鄭獻徵一直患有腸胃炎，去那麼偏僻的地方身體可能吃不消。他的回答是：“事關抗戰大業，我應該以身許國，努力抗戰救國工作，如果舊疾加重，只要不是不能思考，就一定努力到底，不計較成敗，只剩一兵一卒，也要奮鬥到底。”
　　接到任命的第八天，鄭獻徵就動身上路了。對於三台的發展，這位年輕的官員已經有了初步規劃。“要勸人民多種糧食，萬眾一心，自救救國。”在日記中寫完這句話，他還用鋼筆在下麵畫了一道波浪線。
　　可問題是，想多種糧食，水從哪裡來？
　　那時的三台剛剛經歷了連續兩年大旱，農作物乾枯，小麥收穫僅兩成，百姓抬著“大佛寺里的老爺”在街上敲鑼打鼓求雨。有人逃荒到外鄉，剩下的只能高價向鄰縣購買黃谷，熬湯充饑。
　　三台縣毗鄰嘉陵江的支流涪江，但沒有堰渠，水流不到田裡。近兩百年間，當地人多次嘗試修堰，最終大多以失敗告終。
　　清朝乾隆年間，三台縣民陳所倫創修了一段堰渠，灌溉數年後便荒廢。50年後，他的六兒子陳文韜繼承父志，歷經10年，鑿石溝600丈，修成一段堰渠，但僅僅3年就因為“涪江西徙”廢棄。後來，三台的地方官多次向上級請求修複堰渠，但大多因為工程太艱難不了了之。
　　1903年，三台“冬乾夏旱，連續成災”，一些地方鄉紳再次力主修堰。傳說當時慈禧太后見到奏摺，也動了惻隱之心，當場脫下手上的金鐲子說：“沒錢拿去賣了修堰吧！”這段堰渠因此又被稱作“金鐲堰”。
　　當時七八千人參與施工，完成上游22公里的堰渠，但剩下的工程因為地勢複雜，加上農民負擔重無法償還皇款，沒有完成。下游的三個鄉常年無水，一到農忙，甚至會因為爭水發生血案。
　　興修水利，是鄭獻徵在三台頒佈的施政綱領中的第一項內容。上任第二天，天一亮，他騎著馬，帶部下到鄉裡查看旱情。
　　剛出縣府大門，一個中年男人攔住他的馬。
　　這個46歲的男人叫霍新吾，三台本地人，曾擔任29軍測繪局局長。三台第一張精準的地圖，就是他負責繪製完成的。霍新吾並不是水利專家，但他一次次去都江堰考察，做筆記、畫圖，希望從中找到家鄉治水的辦法。
　　憑著自己摸索，霍新吾繪製出一份三台水利工程的報告，可上交到縣政府，半年過去也沒回音。當時的縣長慢悠悠地抽著水煙，跟他倒了半天苦水，最後說了句：“要不，這個縣長你來當。”
　　現在，三台來了新縣長，霍新吾帶上圖紙，打算再試一次。
　　“老兄，你來得太及時了。”鄭獻徵聽他說完，大笑起來。當天晚上，他和霍新吾連夜給省里寫了份報告。
　　如果這個堰修不成功，我就只有自殺，否則無顏見江東父老
　　和鄭獻徵告別不到一個星期，老部下的急件就寄來了，四川省建設廳廳長、水利局局長何北衡以為出了什麼大事。
　　在信中，鄭獻徵呼籲儘快興修水利，解決農民用水，並附上霍新吾的測繪圖和報告。何北衡看完，馬上召集水利專家，開會研究三台治水方案。他鼓勵在場的各位，三台也許是“我們第一個農村水利工程方案”。
　　在那個特殊的年代，四川北部一個小小的水利工程獲得了空前的關註。張瀾、盧作孚等人出面提供幫助，四川省主席劉湘親自去重慶公關。留美博士曹瑞芝等人到三台勘探，時年27歲、剛從美國留學歸來的黃萬里任總工程師。他把家也搬到三台，在工地旁搭了間茅草房，住了3年。
　　霍新吾家的宅子成了這些人的中轉站，光吃飯的鍋，一年就鏟破4口。70多年後，年過九旬的黃萬里夫人丁玉雋坐在北京家中的輪椅上，仍記得當年的情景。“霍新吾，記得，他們家的菜燒得好吃，門口那棵黃桷樹好大、好香，我總愛摘幾朵戴在身上，要香一天。”說起這些往事，她高興得午飯都多吃了幾口。
　　不過，並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修堰。住在“金鐲堰”附近的村民擔心，下游修堰要從他們那裡引水，動了龍脈怎麼辦。另一些人議論，修堰的錢最後還不是要轉嫁到老百姓頭上，越修越窮。附近的百姓拿著鐵鍬、棍棒，守在老渠旁邊，不讓工人靠近。
　　鄭獻徵親自出面召集各鄉代表，在三台縣的金存寺里召開協調會議。他說：“我用烏紗帽擔保，明年春耕前完工，不耽誤農時，修堰的費用老堰的人不用出一分錢。全中國人民是一家，修堰就是讓大家吃上白米飯，支援前線，打敗日本鬼子。”
　　當著藏經樓里菩薩的面，他們殺雞、滴血盟誓，鄭獻徵和村民們一齊在菩薩面前下跪，然後在協議上簽字、按手印，最後飲盡杯中酒。
　　1938年的第一天，鄭澤堰正式開工，近兩萬民工參與施工。沒有洋鏟，工人用竹篾編成簸箕，鏟起土就跑；沒有吊車，工人把一米多長的石條綁在竹竿上，在地上灑水減少摩擦力，拖著石條走。
　　鄭獻徵和霍新吾也經常穿著草鞋在工地上跑來跑去。當地人很少見過這種“下鄉”，一位年過八旬的村民至今想起來，都忍不住笑出聲：“鄭縣長穿草鞋，哈哈哈……”
　　為了縮短工期，晝夜不停工。晚上，每隔一丈遠就點著一盞煤氣燈照明，鄰縣的煤氣燈都被買來了。村民李心發記得，每到晚上給煤氣燈打氣時，村裡的孩子都跑過來看熱鬧。晚上6點，沿岸十數里燈火全部點燃，遠遠望去就像滿天的星星。“那景色美啊！”他張大嘴、仰著頭回憶說。
　　想讓下游的人吃上水，必須劈山鑿洞，還要在兩山間架橋，才能讓涪江的水流到百姓的家門口和田地間。為此，黃萬里設計了一座50米高的橋，橋上的石渡槽里是流水，兩邊各留一米寬的通道供村民行走。工程竣工時，附近的村民要給它取名“萬里橋”。黃萬里的父親黃炎培聽說後堅決反對，認為年輕人承受不了這麼大的榮譽，後來這座橋以附近的村名命名為“高家橋”。
　　高家橋的修建過程並不順利。由於溝底全是爛泥，無法打地基，施工總負責人霍新吾差點在這裡送命。當時，他不顧下屬勸阻，脫掉衣服，綁上繩子下坑底探查，結果半個身子一下陷了進去。被人拉上來後，已經全身發青。
　　鄭澤堰開工後，霍新吾每天在工地上跑，已經“衣服掛爛，鞋底磨穿，鬍子巴茬”，假期兒子回家也都顧不上管。他曾立下重誓：“如果這個堰修不成功，我就只有自殺，否則無顏見江東父老。”如今，工程進度耽誤了，他躺在用門板搭的床上，急得吃不下東西。
　　病中第8天，伙夫端來一碗玉米乾飯說：“霍總你好歹吃點，筷子我給你插在乾飯上了。”霍新吾盯著飯碗看了一會兒，突然穿鞋朝外面喊：“有了有了，快叫滑竿，去縣府！”
　　插在飯碗中的筷子讓霍新吾獲得靈感，他想到可以用當地產的青杠樹打樁，木頭在水裡越泡越硬，幾十年都不會腐爛。果然，之後幾十年中，三台經歷了數次地震，高家橋都完好無損。
　　可當2007年鄭碧賢再次回三台，在鄉間找到這座被黃萬里形容為“彩虹”的石橋時，它已經“差不多快荒廢了”。
　　你給我們家老漢平反了，我們這一家人背黑鍋背了好多代哦
　　歷時14個月，堰渠終於完工，向上連通“金鐲堰”，向下讓清朝末年沒有完成的工程得以延續。灌溉區的旱地改成了水田，糧食逐漸增產。由此，三台有了更多糧食和人力支援前線。這裡後來還成為“學生志願遠征軍”的發祥地。
　　這項工程共耗銀50.6萬元，其中貸款資金47萬，剩下的部分，是鄭獻徵變賣老家房產湊齊的4萬銀元。鄭獻徵從沒跟子女講過這件事，他的日記里也沒有任何記錄，鄭碧賢還是從三台鄉親那裡才知曉。
　　為感念鄭縣長，堰渠竣工時，當地村民代表給它取名“鄭澤堰”。
　　鄭澤堰在設計之初，進水口就有兩道魚嘴，可以把涪江的水分流，既起到灌溉的作用，同時也能防洪。但由於資金問題，當時只在進水口修了一個簡單的防洪閘。1940年5月，鄭獻徵突然接到調令，要立即到成都報到。臨行前，他對霍新吾等人說，堰雖然修完了，但進水口沒有第一道防洪閘，涪江洪水暴發，兩岸的沖刷和渠道的淤積一定很嚴重，請向下一屆政府提出建議，有條件的情況下爭取資金，建成第一道防洪閘。
　　可70年後，這道防洪閘還是沒有建成。
　　1951年，金鐲堰與鄭澤堰兩堰合併，更名永和堰。次年春天，因為家中田地房舍多，霍新吾成為“三反五反”對象，被關進一座藏經樓樓梯後昏暗的隔間里，最後自殺。他結束生命的地方，就是當年為修堰，鄭獻徵和各鄉代表歃血盟誓的金存寺。
　　2008年，鄭碧賢在三台的鄉下找到了霍新吾的兒子霍連科。老人已經年過九旬，牙都掉光了。見面那天，他穿了身黑色西裝，打了條深藍色花紋的領帶。鄭碧賢帶著自己編寫的介紹鄭澤堰歷史的小冊子送給霍連科，裡面有一篇文章專門講他的父親為了修建鄭澤堰，如何跳進高家橋的泥潭裡。
　　霍連科扔掉拐杖，走上前抱住她，“碧賢啊，你給我們家老漢平反了，我們這一家人背黑鍋背了好多代哦！”說完便大哭起來。
　　霍連科說，他有一次在成都的街頭遇到刑滿釋放的鄭縣長，但是因為害怕，不敢上前相認。至今在茶館里聊天提起往事，霍連科還會緊張地四處張望一下，然後壓低聲音。
　　鄭碧賢向他打聽高家橋的設計者。“黃萬里嘛！”霍連科說。此時，黃萬里也已經去世7年了。
　　黃萬里的兒子曾到三台看望霍連科，兩家人一起照了相。霍連科拿到照片後搖著頭說：“沒有碧賢不行。”他翻出第一次和鄭碧賢見面時的合影，找人把鄭碧賢摳下來，PS到照片上。這張照片他一直掛在床頭，直至去世。
　　“還挺像。”鄭碧賢在書櫃里找出這張照片，盯著看了一會兒，笑了。三個曾因鄭澤堰聯繫在一起的家庭，現在只能以這種方式相聚。
　　我老爹不是在日記里講了嗎，立志必為之事就一定要去做
　　鄭獻徵的預言在70年後一一應驗了。
　　2006年鄭碧賢走訪三台時，水管所老所長李永雙指著進水口告訴她，這些年，只要涪江一漲水，農民就遭災，尤其是1998年那場大洪水，十幾萬畝的土地幾乎全淹了。
　　“當時我們向銀行貸款，向職工借錢來維修，退休金只能發一半，一到過年，我們就四處躲債，一下雨，全所員工全部出動扛著鐵鍬去修修補補，雨水一大又把它衝垮，難為我們這些水利人呀。”李永雙帶著濃重的三台口音說，他的眼睛有點濕。現場的氣氛變得有些尷尬，陪同鄭碧賢前來的領導背著手，站得遠遠的。
　　趁著人少，李永雙從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，“我們有些事情向你反映”，他緊握住鄭碧賢的手。回到賓館，鄭碧賢發現信封里有3頁老式紅條紋的信紙，字很工整，寫的全是洪水帶來的災難。
　　兩天前，李永雙聽說鄭縣長的女兒從法國回來了，要參觀鄭澤堰，他和幾位老農商量，要把“狀紙”遞上去。這讓鄭碧賢覺得有點沉重，她找到了日記中失落的部分，但又看到了鄭澤堰幾十年後遇到的新問題。
　　第二次回四川，鄭碧賢直接去成都找四川省水利廳反映情況。領導姍姍來遲，喝了口茶，慢悠悠地對她說：“我們四川這樣的小河溝多啦，我們管得過來嗎？我們管大不管小，如果它是都江堰，要多少錢都行。”
　　“它不是小河溝！它養育了20萬人，十幾萬畝土地，它有250年的歷史！進水口急需防洪閘！”鄭碧賢急了，拍著桌子大聲說。
　　她決定自己想辦法修防洪閘。周圍的親戚朋友都反對，“這是政府的事，你管它乾什麼，和你有什麼關係？”“你父親是個國民黨，不找你麻煩就不錯，還搞什麼女承父業？”“你在國外待的時間太長，對國內情況根本不瞭解。”
　　“我也反問自己，這個事情到底值不值得做，應不應該做，要不要去努力？”鄭碧賢說，“但我老爹不是在日記里講了嗎，立志必為之事就一定要去做。”
　　2007年，鄭碧賢邀請朋友舒乙到三台縣實地勘查。之後，舒乙寫了份全國政協提案，呼籲保護鄭澤堰。可提案到達省里4個月也沒動靜，負責的領導告訴鄭碧賢，我們很重視，但是沒有錢。
　　鄭碧賢又去找香港的張學良基金會。東北大學在三台辦學8年，在經濟條件並不樂觀的情況下，決定接收東北大學的，正是時任縣長鄭獻徵。
　　聽完鄭碧賢的故事，基金會的工作人員表示感動。晚上，他請鄭碧賢吃了頓大餐，然後沒下文了。
　　鄭碧賢又去沈陽，找東北大學支援。接待她的人說，自己不太瞭解那段歷史。
　　兩年間，鄭碧賢找了“所有可以找的人”。後來，別人再沖她伸大拇指，說“你太棒了”這種客套話時，她直起雞皮疙瘩，“不要再說這種話了，這種話讓我傷心”。
　　住在養老院里的霍連科得知了她的難處。“碧賢，我倒是想幫助你，可我沒得錢拿出來。他們，怎麼敢這樣對你哦？”他氣憤地說。
　　一個偶然的機會，鄭碧賢得知，水利部部長陳雷也是東北大學的校友。她托人發了條短信，沒敢直接提資金的事，只是說要反映一些情況。2009年2月的一天晚上，正在北京的她接到通知，明天早上可以見部長，有20分鐘時間。
　　第二天，在辦公室里聽完鄭碧賢的介紹，陳雷讓秘書把計財司和農田水利司的司長請來，一起聽聽，商量“錢從哪來”。鄭碧賢當時並沒抱太大期望，兩年多來，類似的場面她已經見過太多次。
　　可她沒想到，從水利部回到住處，還沒來得及坐下，秘書的電話就打過來了：“部長批示下來了。”
　　一個月後，四川省派了水利專家赴三台實地查看鄭澤堰的情況。其中一位專家有些吃驚地說：“這麼大呀，我原來以為是條小河溝呢。”
　　他坐下，說了句“這是我爸爸盼了幾十年的啊”，眼淚就流了出來
　　資金的問題終於解決了，當地領導對鄭碧賢表示感謝，“感覺這個事就可以畫句號了”。可古稀之年的她厚著臉皮“賴”在工地上3個月，穿著運動鞋天天踩鵝卵石走來走去。她擔心爭取來的資金用不到地方，工程質量會出現問題。
　　“我其實什麼都不懂，但他們以為我父親是搞水利的，這個可能會繼承，所以我也懂。”鄭碧賢大笑起來，“其實我只是問問這個水泥什麼號，解決一下工程隊和政府之間的矛盾。”
　　這個沒名分的“監工”，要處理的問題其實不少。農民圍了施工隊的吊車，她要管；有人想拿回扣，她要管；包工頭不專心施工，她也要管。
　　好幾次，鄭碧賢覺得自己快撐不下去了。她只能不斷在腦子裡想象父親修堰時的畫面。
　　2010年3月26日，防洪閘一期工程完工。那天，霍連科也來了。他又穿上那件黑色西服，打著藍色領帶，拄著拐杖的手一直在抖。附近的村民搬來一把椅子，他坐下，說了句“這是我爸爸盼了幾十年的啊”，眼淚就流了出來。霍連科的兒子站在他身後，輕輕拍著父親的肩膀。
　　重修鄭澤堰的工程竣工後，進水口擁有了前後3道防洪閘。當年夏天，洪水來了。住在河堤邊的農民後來告訴鄭碧賢，突然就看見涪江上掀起幾丈高的黃浪，“好嚇人哦！跑都來不及，我們一大家子人，有牲口有地，咋個跑？幸好新修的閘門管了用，就差50公分洪水就漫過堤壩了。”
　　2013年夏天，又一場洪水過後，鄭碧賢的手機都快被打爆了，“水都漫到家門口了，感謝你啊鄭大姐，不然我們哭都沒地方哭去！”
　　他盡到一個縣長、一個中國人的責任，這樣一個人應該讓大家知道
　　2012年，鄭碧賢根據父親的日記，父親工作單位的檔案資料，以及一百多位老人的訪談記錄，撰寫了《鄭澤堰——民國縣長鄭獻徵傳奇》的書稿。“塵封在他日記里的，是一個迥然不同的時代，一個可以追求理想、遵循道德的時代。”鄭碧賢說。她打撈出來的，不僅僅是父親的故事，還有霍新吾、黃萬里等一代人遙遠的背影。
　　三聯書店的編輯羅少強收到稿件後，當天下午就在電子郵件里給領導回了4個字：“賠錢也出。”
　　“現在有些官員，別說掏錢給大家做事，不把大家的東西化公為私就算好的了，工程質量問題也很普遍。但當時那些人，恨不得修個永遠造福人類的工程。在重要的歷史關頭，艱難的抗戰時期，他盡到一個縣長、一個中國人的責任。這樣一個人應該讓大家知道。”羅少強說。
　　填寫選題申報表時，羅少強註意到，國家剛剛撥了一大筆錢要進行農田水利建設。“我希望這本書能讓一些人得到啟發，受到良心觸動，把這些工程修得好一點。”
　　鄭澤堰旁邊的崖壁上，曾刻有稱頌鄭獻徵的碑文，但“文革”時期，被紅衛兵鏟平了。如今，鄭碧賢在高家橋對面，建造了十米高的鄭澤堰紀念碑，上面的碑文由媒體人盧躍剛撰寫。
　　“我去三台一看，完全被嚇住了。”盧躍剛說，“鄭澤堰完全繼承了兩千多年前都江堰的治水思想和哲學。”他在碑文中這樣寫道：“李氏父子，陳氏父子，鄭氏父女，古今蜀中治水，血脈相承……治水者治國，修堰者修德。”
　　鄭碧賢還打算為黃萬里、霍新吾以及當年修建鄭澤堰的民工塑像、立碑。但是，霍新吾並沒有留下一張照片，留在村民記憶中的他，只有“鼻子很大，人胖胖的”這麼一點痕跡。
　　如今，外鄉來三台打工的老唐，也知道了鄭澤堰的故事。在高家橋旁邊的工地上，聽說記者想找當地的老人聊聊鄭澤堰，他小聲嘟囔了一句：“我也能講。”
　　“這個橋叫高家橋，有70多年曆史了，下麵灌溉好幾個鄉鎮呢。”他指著不遠處整修過的高家橋說，“這就是鄭縣長，鄭大姐的父親修的嘛……叫鄭、鄭啥子來著？”
　　他突然卡殼了，求助似地扭頭望向身邊的當地村民。　　（原標題：鄭澤堰傳奇）